当社会鼓励生育，她们写下成为母亲的爱与痛
▲ 近年来流行的儿童牵引绳，外出时一头拴着孩子，一头拴着家长，俗称“防丢绳”。（IC photo / 图）
“女性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她可能既想要自我，也想要一个孩子。”
“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困难在一代代女性中都停留在个人叙事，但生育这个‘黑箱’是可以纳入公共讨论的。实际上，青年女性无论在什么阶段要做生育决定，都需要这样的讨论。”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刘悠翔
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孩子不在作家荞麦的人生计划中。但迈过35岁“最佳生育年龄”的大关后，她越来越难以抵挡来自母亲的催生压力，对自己写作事业的失望也让她萌发“要不生个孩子”的想法。在纠结与恐慌中，丈夫的一番话让她安心——我会努力让你过和现在一样的生活。2017年，她在36岁的时候成为一位母亲。
2024年，荞麦的非虚构作品《无尽与有限》出版，她在书中回顾自己的育儿经历和心路历程。“我生下了小孩，感觉是向什么东西认输了，”她写道，“变化像是涟漪扩散开来，它渐渐开始变得更为宽广复杂，深入到了生命深处。”
荞麦的生育正好发生在鼓励生育成为社会主流意志的时代节点上。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自此可以生育两个子女；2016年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所有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人口学家纷纷建言，提醒公众日渐低迷的生育率不利于社会发展，呼吁女性多生孩子。
在荞麦初为人母的那一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合作，在上海展开二孩妈妈研究。她们想了解，进入“二孩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些社会中上层女性响应生育号召，再为人母？2024年，她们合著的《新生育时代》出版。
过去20年里中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数据显示，推迟婚姻和生育是全球普遍趋势，但绝大多数女性一生之中都会成为母亲。欧洲部分国家女性的终身无孩率约为20%；在中国，一项基于2010年和2020年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无孩率为5.16%。
这意味着，面临“生还是不生”的问题时，中国育龄女性正在更仔细地权衡利弊得失，更小心地把握生育步调。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新生育时代”：一方面，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当代年轻女性更加注重个体生活质量、自我实现与亲密关系中的平等互惠。在鼓励生育的宏大叙事下，女性写作者开始记录生育主体——女人——的个体故事和生命经验，揭示女性个体意识觉醒与社会家庭传统要求之间的某种张力。
打开生育的“黑箱”
荞麦曾以为女作家最好在公开场合对母职闭口不谈，“搞事业的女性一旦和母亲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用它来审视你是最容易的”，但她发现自己在微博上再也没法也不愿回避母亲的身份，而是开始频繁地讨论它。
孩子不愿午睡，可以放任他不午睡吗？不强求孩子叫人，会让他变成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吗？要强迫他规规矩矩吃饭吗？一个新手妈妈在尝试这些非传统教养方式的时候，不可避免会陷入自我怀疑，荞麦说，是微博评论区的年轻人给了她很大鼓励。“他们会以小孩的身份跟你说这样是OK的，我曾经也不想午睡，我也不喜欢被大人强迫……”孩子一天天长大，这些担心统统被证实是多余的，而这种种分享与讨论，都化作荞麦思考的养料，被她付诸笔端。
在写作过程中，她有诸多不自信：“对于‘我们女性可以不想成为母亲’，我当然完全赞同，但因为我已经成为母亲了，而且写了一些成为母亲的故事，所以我的书不是关于这个内容的；还有很多人写痛苦的母亲，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痛苦的母亲。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太过‘普通’的母亲，我写的东西（情感）强度和理论性的东西都是不够的。”
疑虑与忐忑持续到交稿之后。一位女编辑看了书稿，给荞麦写了一封信。荞麦在后记中记录了信中最鼓舞她的一句话：“这本书不为那些冲在最前面发声控诉的女性而写，而是写给那些在纠结中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沉默的大多数’。”
让荞麦惊讶和惊喜的，是许多女性读者读完《无尽与有限》后告诉她，自己从没看过这样的书。
“妈妈们从不跟女儿们聊生育，就开始催生孩子了，并且总是说‘很轻松’，甚至似乎还很有趣的样子。整个社会氛围都对生育的痛苦、伤害绝口不提，只说怀孕的时候多么被周围人爱着，生育之后又是多么被疼惜……”一位读者说。
荞麦不仅在书中写了生育的疼痛——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常见于公共讨论的话题——还写了身体私密性结束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幼儿学习睡觉和吃饭的艰难过程给家长带来的巨大挫败感、以另一位母亲的身份平视和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在自我主体性和母亲身份之间的种种游移挣扎、面对孩子时不由自主的爱意涌动……这些来自一位自省母亲的、具体而真切的自我剖析，让读者感到新奇。
“女性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她可能既想要自我，也想要一个孩子。”荞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希望在这本书中以一个“既要又要”的“普通妈妈”的视角，讲述“成为母亲”的爱与痛、无尽与有限：“当我们强调生育的各种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关于女性生活的具体内容，而不是仅仅强化没有那么多具体感受的、形而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好像又庞大又空洞：说很痛，到底是些什么痛？说很烦，到底是些什么烦？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女性才能真正思考生育这件事，而不是陷入一种庞大未知的恐惧中大喊大叫。”
当一些年轻女性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大声讨论生育的困难和痛苦，意味着她们对母职的看法正在出现变化——很难再相信生育是女人的“天职”，不愿为了家庭牺牲个人发展。特别是在大城市，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愈发显著。
但也有一些女性不仅生育了一孩，还生育了二孩甚至三孩。
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蒋莱与沈洋顺势将上海二孩妈妈研究样本扩大到了三孩妈妈和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妈妈。至2021年研究结项，蒋莱与沈洋调研过的家庭达到了四十余个。她们发现，这些多次生育的妈妈具有一些共性：她们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出生，经济水平在居住地至少属于中产阶层，有高学历，多为公务员、医生、事业单位行政干部、大学教师、国企中层干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外企高管等。
蒋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于计划生育时期严格实施“一孩制”的家庭，与城市、良好的教育背景、国有单位、体面就业者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密切相关，她们的研究对象其实也是生育政策放开后期望提振生育意愿的群体。
这些70后和80后女性能够生育二孩或三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蒋莱和沈洋在书中分析，在上海的被访者基本在2010年前购房完婚，他们在城市房价较为合理的时期购置第二套、第三套住房，“资产增值带来的获得感可能会强化她们生育二孩的动机”。
受访妈妈们给出的最常见的生二孩理由包括恐惧“失独”、“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好处”和“意外怀孕”，两位学者敏锐又不失审慎地在书中写道，“‘意外怀孕’似乎体现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两位学者发现，近年来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日益高涨的性别平等思想对她们调研的这些二孩、三孩妈妈影响有限。三个受访的三孩妈妈中，两位是为了“追男宝”而生下三孩；许多妈妈对“丧偶式育儿”的状况无可奈何却也不得不接受，有些妈妈为了照顾孩子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她们进而发现，尽管这些妈妈们都处境优渥，没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物质焦虑，但跃过家庭资产的“护城河”，生育对她们来说依然会带来很多问题。
“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困难在一代代女性中都停留在个人叙事，但生育这个‘黑箱’是可以纳入公共讨论的。实际上，青年女性无论在什么阶段要做生育决定，都需要这样的讨论，”蒋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在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就业与生育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基于这一组关系来考察一系列的（生育）政策。”
成为“全职妈妈”
2024年5月，1989年出生的杭州姑娘乌冬出版了《海象日记》，这本书收录了她从孕期第22周到女儿满一周岁期间每周撰写的日记。读者被她天马行空的表达深深打动：她在孕期第22周的时候调侃自己失去上下半身界限的流线型身体宛如海象；哄睡女儿时常常与丈夫展开“七分熟”还是“全熟”的歧义对话；感慨婴儿的脸是“澄澈的天空”，成年人的脸上“还滞留着昨天、前天甚至去年的云”……
“勇敢”是豆瓣上许多读者对乌冬的评价，这让她惊讶又羞赧，在她看来，自己在怀孕生子的过程中“节节败退”：为了让确诊癌症的母亲在余下的时间里快乐，乌冬决定去生个孩子；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女儿，她失去了法语老师的本职工作。
“其实这本书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决定的，我只是被迫去接受，然后试着去处理它。读者看到的那些幽默的表达，对我而言是‘救命’的东西。”回想起那段时光，开朗爱笑的乌冬语气顿滞伤感起来。
中国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因此也面临更明显的事业和家庭的冲突，具有事业心的中国女性通常以家务外包的方式小心维持事业与家庭的平衡。蒋莱和沈洋发现，中国女性往往在生育后得到自己父母乃至双方父母慷慨的育儿支持，祖辈带娃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在比较富裕的江浙沪家庭，独生女在结婚生子后能够获得父母的全力资助。在她们访谈过的一个家庭中，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人齐上阵，严密配合照料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和上下学。“要说中国母职有什么独特性，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双系抚育在全球来讲是比较少见的。”沈洋说。
乌冬难以兼顾事业与家庭，主要是因为她与丈夫阿尔缺乏育儿帮手。女儿出生不久，乌冬的母亲就因并发症去世。她的父亲一直是一个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的、我行我素的沉默男人，母亲去世后，家中的主心骨不在，经历丧偶之痛的父亲不是乌冬可以依靠的对象。阿尔的父母远在意大利，对照料孙女也爱莫能助。
乌冬没能在杭州找到可以接收一岁半以下幼儿的日托机构，她和阿尔的收入又不足以让他们雇佣一位育儿嫂，这意味着家中必须一直有一位家长在；终于能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送她去托儿所了，但托儿所下午三点半就放学，按时接女儿回家又是一个问题。阿尔是大学老师，与许多其他爸爸相比已属时间灵活和顾家，但在照顾女儿上时间精力依然捉襟见肘。权衡之下，乌冬决定辞职。她注意到，她之前那些关系很好的女同事，很多在生完小孩之后也没法再回到长时间要求的工作中了。
虽然近年来全职妈妈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屡屡引发热议，但全职妈妈并不是中国女性的主流选择。市场化改革前，国有企事业单位曾提供充分的公共托育服务，让女性得以在怀孕生子后迅速重返工作岗位。经历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期，人们对全职妈妈的认知与想象是匮乏和不全面的，因此也难以理解她们的劳动价值和缺乏认可的失落感。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4》中，歌手李行亮的妻子麦琳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网友既不理解这位全职妈妈衣食无忧、家有保姆、掌握家庭财权，为何依然对丈夫不满，也不理解她为何不去工作。
在沈洋看来，“全职妈妈”在中国是个定义不明的群体，她们是那些没有工作收入、仰人鼻息的妈妈吗？掌握家庭财权但没有全职工作的妈妈，也可以被定义为全职妈妈吗？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当下全职妈妈群体究竟规模如何缺乏有代表性的数据，但从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的大趋势合理推断，这个群体的人数在上升。
蒋莱表示，全职妈妈群体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生育后缺乏社会支持：“由于育儿的责任和压力，职场妈妈在一个阶段内希望退出职场或选择一些更灵活的工作。转换这种身份其实非常困难，女性的职业一旦中断就很难再继续。一些政府机构往往认为成为全职妈妈是自主选择，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条件允许女性退出职场，因此对这个群体缺乏关注，但她们其实是非常弱势、需要帮助的一个群体。”
蒋莱与沈洋还发现，“父职红利”减少、“母职惩罚”加剧的情况正在发生。学界对“父职红利”的定义是，由于男性被默认为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生育子女后，男性会更加投入工作，并因此带来“工资溢价”。相应地，女性会因被默认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而面临职业发展停滞、收入增长下降的“母职工资惩罚”。沈洋援引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的研究指出，过去二三十年间，“父职红利”减少，“母职惩罚”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化转型、单位体制的变化让职场父母获得社会化育儿支持的难度增加了。
如今，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已经受到国家高度关切。2024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公布了4个方面、13项生育支持举措，包括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
2013年生育政策放开后，蒋莱注意到整个社会的话语越来越鼓励女性生育，而育龄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段与职业发展关键期完全重合。延长产假是生育支持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介绍上述《若干措施》时表示，目前各省（区、市）已经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
乌冬不知道在家带娃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但她希望可以早点结束，回到正常工作中。她在《海象日记》中记录了孕期第35周时，与阿尔讨论父职与母职的情形。当丈夫对她说，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爸爸，但她不仅要成为一个妈妈，还要成为“这个家的神”时，她难掩震惊，“真要命！这个世上的好爸爸尚未有一个雏形，这个世上的好妈妈却多到可以互相叠加塑成一座千手观音。”
提及书中的这一细节，乌冬的表情和语气严肃了起来：“我女儿其实开始只会叫爸爸，她叫谁都是‘爸爸’，那个时候我没有去认领这个单词。当她可能无意识叫出‘妈妈’时，我应答了，然后逐渐去认领了这个职责……也不小心认领了社会对你的期待。”
“因为是女性生的孩子，大家会觉得更漫长的育儿任务也是她们的。就好比有个军队要去打仗，将军在出发前先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告知‘出发继续打仗吧，反正你已经身经百战了’。就是这种感觉。”她说。
“妈妈的劳动”无可替代
很大程度上来说，事业与家庭难以兼顾是全球家庭面临的普遍性现象。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对美国职场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以来，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往往也是薪酬更高的工作，工作的贪婪程度（注：此处的贪婪源自戈尔丁的术语greedy work，指对工作时间要求很长）越来越高。在生育的限制下，女性难以像男性一样投身贪婪的工作，也因此难以消弭性别收入差距。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表示，在社会疏于提供育儿资源，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需要拼尽全力养育孩子、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女性必须逼迫丈夫：“你究竟打算如何面对我和孩子？”她与日本漫画家田房永子在对谈中一致认为，让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是从个人生活出发改变社会的开始。
荞麦的丈夫从社会定义上来看是一个“全职爸爸”。作为一个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他心甘情愿地承担了更多育儿与家务，照料孩子的细致程度让看到的女人赞叹、让看到的男人迷惑。荞麦在书中坦言，对抗传统性别分工的夫妻亦难逃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丈夫感受到了传统女性曾经面临的痛苦——他承担了琐碎劳动，为家庭运转付出良多却抱怨得不到足够多的认可；荞麦则发现，“妈妈的劳动”无可替代，因为社会对母亲形象的塑造要求妈妈必须一直“在场”，她不可能像一个普通事业型男性那样从育儿中轻巧脱身。
谈到她在书中写下的那句“现在我们都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一个‘普通男人’”时，荞麦补充道，“但我们也都没有成为一个‘失权的妻子’。”她认为，争取性别平等，家务必须被重新分配，我们既需要认可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也需要看到女性在家庭内外不得不从事的隐形劳动。
做二孩妈妈研究的这些年里，沈洋结了婚，在充分认可丈夫的性别观念和家务投入后，她于2019年和2024年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儿。没有怀孕前，她就已经和丈夫协商好未来的家庭和育儿安排，生育前后都未曾懈怠工作，甚至还与同一年入职的同行丈夫彼此暗自较劲，在事业发展上齐头并进。
沈洋将她的为母心路记录在《新生育时代》的附录中。她说，写作本书的一个私心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女性读者，“家庭是权力斗争的场域，女性不要放弃斗争。我们可以依靠反思和实践趋近性别平等”。
乌冬与阿尔的育儿分工是这样的：工作日的上午，阿尔很早就出门，乌冬把女儿送去托儿所；下午三点半，乌冬把女儿接回家，阿尔大概四五点回到家，开始陪女儿玩耍，与此同时乌冬准备晚餐；他们饭后带着女儿散步，晚上阿尔还负责给女儿洗澡、换睡衣、哄睡。确保家中两个大人都有喘息时间是他们的分工原则，乌冬笑道，他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队友，换班带娃时会击掌给对方打气。
乌冬有时候会想，社会能否允许让人下午三点半下班，或让社会中的大部分普通人能够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我们的标准是能够让人育儿的时间也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双职工、双养育者的家庭是不是就能够实现了？”
沈洋有朋友在瑞典工作，朋友告诉她，当地人从下午三点半开始就陆续下班，去接孩子放学回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的研究发现，“在瑞典，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这得益于瑞典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出台性别中立政策，支持育儿集体责任：2018年，瑞典父母共享480天带薪育儿假，父亲和母亲各自需要休至少90天。家有8岁以下幼童的职工可以选择从任何时候开始将工作时间减少1/4，即每周只工作30小时。
在沈洋看来，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男性和女性都得以实现家庭生活、个人休闲和工作的平衡。她还认为，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不应让生育成为富人的特权。她和蒋莱在《新生育时代》中写道，“对于很多90后和00后来说，在上海买房成为一种奢望，毋论生二孩三孩。”
2023年2月，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市总和生育率为0.7，这一数据不仅创下上海历史新低，也是全国的最低生育水平，并且低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0.78）。
在荞麦的想象里，“真正放松的环境”下，一个女性不会为生育之后的困难感到过于烦恼，而纯粹以想不想要、喜不喜欢建立一段新的人生关系来考虑生育；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生育，但想要生育的人能够得到社会支持。